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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体系资金过剩是内生因素造成的

发布时间:2021-01-07 09:26:55 阅读: 来源:落地灯厂家

10多年以来,银行体系内的资金相对过剩这一现象非但没有缓解而且有着加重的趋势。2006年下半年以后,“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些人将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物价上升、股价上涨、房价上行乃至信贷、投资和经济增长偏快等现象主要成因都归咎于流动性过剩,似乎流动性过剩成了“万恶之源”。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何谓流动性过剩、如何度量、主要成因是什么、有何政策效应、可选择的解决方案有哪些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上,却一直未达成共识。为此,有必要就这些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王国刚

资金过剩源于储蓄过多

消费+储蓄=消费+投资是宏观经济的最基本恒等式,由于等式两边的“消费”是等价概念,所以,最终落实为“储蓄=投资”。在储蓄≠投资的条件下,如果储蓄<投资,可通过净进口予以弥补,即储蓄+净进口=投资;如果储蓄>投资,可通过净出口予以平衡,即储蓄=投资+净出口。在现实中,净出口表现为贸易顺差,所以,在储蓄=投资+贸易顺差。但在中国实践中发生的却是:储蓄>投资+外贸顺差。这种实体经济面发生的储蓄>投资+外贸顺差状况,反映到金融面上,就表现为资金相对过剩。

在中国官方的每年经济统计数据中,不论是以生产法计算的GDP还是以支出法计算的GDP都是平衡的,因此,似乎并不存在储蓄>投资+贸易顺差状况。但是,如果不是停留于这些统计数据的表面,而是将相关数据联系起来讨究其中的逻辑关系,就不难发现存在着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首先,从GDP中的投资构成来看,“投资”由“资本形成”和“存货”两部分构成,在储蓄=投资中,通常将储蓄>资本形成的部分都纳入“存货”范畴;同理,在储蓄>资本形成+贸易顺差中也将其差额纳入“存货”范畴,由此,从直接计算上看,就实现了储蓄=资本形成+存货+外贸顺差,就此而言,“储蓄>投资+外贸顺差”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经济统计反映的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数量关系,在经济统计失准的条件下,以不同年份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储蓄>投资+外贸顺差”是可能发生的。

实际上,如果查验各省市的GDP增长率与全国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前者的数值均高于后者的数值。

其次,从居民收入来看,根据三部门架构,企业部门是资金的需求者,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是资金的供给者,后者供给前者的资金是他们在满足消费后剩余的资金,由此,在“消费+储蓄=消费+投资”恒等式中,“储蓄=投资”的数量取决于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消费剩余数量。2000年以来,虽然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其财政支出也快速增长,以至于在每年的财政决算中依然有着3000亿元左右的赤字。在财政支出中也有一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但其数额和比重都不高。这意味着,资本形成中的资金供给还主要依靠居民部门。

从居民部门的收入来看,1990-2005年的16年间城乡居民每年储蓄存款增加额和城镇职工的年工资收入总额,通过这些数字对比,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02-2005的4年间,有3年新增储蓄存款数额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总额。虽然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总额并不代表全国城乡居民的年收入总额,但它在城乡居民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应当是比较高的;同样,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非仅为城镇居民的储蓄存款,但城镇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其中所占比重也是主要的(曾有人估算大约在80%左右)。在这种背景下,两个数字有着如此大的差异,假定每年新增的储蓄存款均为城镇居民存入,那么,它意味着城镇居民将当年工资收入全部存入商业银行体系也还不足以完全达到实际的数字。另一种解释是,城镇居民从而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比统计数据反映的收入要高得多,从而,在满足了消费以后,依然有着大量的消费剩余资金存入商业银行体系。

城乡居民将大量消费剩余资金存入商业银行体系,在实物面上意味着,他们暂时放弃与新增储蓄存款数额对应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如果不转化为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投资品,就将形成“存货”。由此,从表5数据中可以估摸,经济统计数据中的遗漏数额不会太小。这些遗漏数额可能构成“储蓄>投资+外贸顺差”的一部分。

再次,假定“储蓄=资本形成+库存+外贸顺差”,以2004年的数据为基础,应当存在着如下关系:储蓄>资本形成的产品部分,在结构上应能满足净出口的产品结构需求,同时,由于这种产品结构的平衡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的,所以,在年度的月份间应当有如下现象与其对应,即某种产品可能因出口量较多而引致国内市场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上扬,当这种产品的国内价格上行到与出口价格水平(甚至高于出口价格)时,一些产品转到国内市场销售,由此,多次反复,达到该种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的局部均衡。但在2004年以后外贸顺差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的市场均衡走势并没有明显出现。要令这种现象存在,一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储蓄-(资本形成+净出口)”的剩余量明显大于经济统计中的“库存”。这一大于的数量,既是调节净出口产品结构的蓄水池,也属于实体经济面上实物形态的剩余范畴。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剩余,所以,在净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不仅出口品的价格没有大幅上升,而且国内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升依然受到供过于求市场格局的严重制约。

虽然,要准确计量实体经济面中的过剩状况是比较困难的,但曾在2005年提出的产能过剩,大致反映了这种过剩状况的存在。金融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资金过剩实际上是实体经济运行中实物过剩在金融面上的表现,因此,它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内生的,与此对应,缓解这一现象的对策也应从中国经济内部去寻求。

资金相对过剩的界定和度量

流动性是货币金融活动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认为: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供应量的持续走高,从而,引致银行存贷差的持续扩大,社会可用资金的大量过剩;因此,可用M2或M1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幅差计算出流动性过剩的数量,或者用存贷款金融机构的存差资金数量计算出流动性过剩的数量。这一认识值得商讨。

第一,用M2或M1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幅差很难直接度量流动性过剩的数量和走势。强调以货币供应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幅差来计算流动性过剩的内在根据是:假定GDP增长率为8%,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也应增长8%;如果M2增长率为15%,则多出来7个百分点增长率的货币缺乏用途,因而处于“过剩”状态。但是,问题也就由此发生了:在198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以M2为代表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始终高于GDP增长率,同时,在时间序列中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幅差总体上呈现缩小趋势。如果认为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幅差就是过剩的流动性,那么,不仅流动性过剩现象早在80年代就已存在,而且如今状况比2000年以前已大有改善,那么,缓解流动性过剩的论题,为什么不是在这一现象比较严重的1995年之前提出,而在这一现象已明显改善的2006年之后才提出?

第二,存差不足已成为度量流动性过剩状况的直接指标。存差是指存贷款金融机构中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的现象。这一指标既反映了资金流入银行体系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金流出银行体系的情况,因此,与M2(或M1)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幅差相比,客观程度较高。在1995年之前,中国的存贷款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一直处于贷差状态中,此后13年来存差数额处于持续扩大的走势状态,到2007年底,存差数额已达12.77万亿元。如果说在2000年之前,“存差”尚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体系中资金相对过剩状况的话,那么,如今这一指标已不再能够用于这一分析了。主要理由是:

首先,2000年以后,随着资产结构的调整和资本市场发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中“有价证券及投资”类资产大幅增加;同时,随着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和“金融脱媒”现象的进一步展开,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结构中的“有价证券及投资”资产比重还将继续提高,由此,“存差”现象更加突出。“有价证券及投资”类资产的增加,同样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结果,这决定了,“存差”的存在及数额大小并不就能反映银行体系中资金相对过剩的实际情形。

其次,在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条件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必须按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规定向央行上存资金,由此,使可用资金减少,必然发生存差现象。

最后,在存贷款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运作中总需要留有一定数量的备付金,以满足存款人的随时提款,这些备付金也以存款方式进入了存贷款金融机构,但在未支付给存款人之前滞留于存贷款金融机构之中,它们并不属于“过剩资金”。

虽然通过上述各项计算和扣除,可以大致得出银行体系中资金过剩的具体数额,但经过这些扣除后的余额已不是“存差”概念所能解释的了。

“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实际上是一个含混的命题。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对银行体系来说,恐怕都不存在过剩的证券类资产,也不存在过剩的库存现金。过剩流动性是流入银行体系而又没有流出银行体系的资金,由于银行体系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存款,因此,过剩流动性必然与存款有着直接关联。从各项存款指标来看,只有“超额存款准备金”能够贴切地反映过剩资金,因此,是把握和度量过剩资金的主要概念。以超额存款准备金为对象来把握和度量过剩资金的内在机理主要有三:

其一,与超额存款准备金对应的概念是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存贷款金融机构来说,向央行缴纳存款准备金并非一种自愿性行为,也非正常的经营活动,因此,央行需要实行强制机制从存贷款金融机构手中获得存款准备金,这是为什么存款准备金之前需要加上“法定”的缘由。在中国条件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1.89%,1年期存款利率为4.14%,1年期贷款利率为7.29%,这些利率之间的关系直接表明了,商业银行等存贷款金融机构并不愿意将吸收的存款以法定存款准备金方式缴纳给央行。在此条件下,向央行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直接意味着利率的损失。但是,如果商业银行等存贷款金融机构不仅向央行缴纳了法定存款准备金而且在央行账上还存入了另一笔巨额资金(即超额存款准备金),那么,就可大致判定,这笔资金实际上属于无直接用途的资金,属于过剩的资金。从2006年至2007年底中国商业银行等存贷款金融机构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变动状况中可以看出,2006年以后,虽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先后提高了12次,比率从7.5%上升到14.5%,但到2007年12月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数额依然高达1.44万亿元,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达到3.85%。这些资金长期存放在央行账上,并没有真正投入经济运行之中,且属于商业银行等存贷款金融机构非意愿的存款,因此,属于过剩性资金范畴。

其二,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存在形态直接就是资金,这比较容易把握和度量,有利于避免陷入上述以“流动性”为对象的理不清和复杂计算之中。

其三,从后文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2003年以后,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存在的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政策的紧缩效应未能充分显示,是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存在密切相关的,由此,抓住了超额存款准备金,也就容易弄清货币政策着力点的“抓手”。

在经济运行中,不论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还是金融市场都不可能发生流动性过剩,可能发生的只是流动性充裕或流动性紧缺等现象,或者在实物面上发生某种产品、生产能力等的过剩。在中国,始于1995年的流动性过剩实际上是银行体系内的资金相对过剩,它的直接度量指标就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因此,从货币政策角度,应以超额存款准备金为基本“抓手”来缓解资金相对过剩,以提高这些过剩资金的使用效率。

海外资金流入并非资金过剩真实成因

究竟是什么机制造成了一部分资金处于过剩状态之中?对此,海内外大多数学者和机构都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流动性过剩是由国际因素所引致的。具体来看,又分为两种:其一,认为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一些国际热钱寻求投资机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由此造成了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其二,认为是由于中国多年来的对外贸易顺差,大量外汇流入国内。由于这些外汇在国内不可投入使用,需要从央行兑换人民币资金,由此,促使央行在增加外汇储备的同时投放了过多的人民币资金,造成流动性过剩。这两种看法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过剩是由外生变量引致的。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全球流动性过剩”虽然为许多人所引用并作为论证相关论题的前提或依据,但它本身却是一个缺乏最基本论证的命题。首先,从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是否存在一种能够令商业银行等存贷款金融机构将资金搁在账上闲置(即不投入使用)的机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无法证明它是不存在的。在这些国家中,根据法律规定,放款是商业银行等存贷款金融机构的法定权利,没有任何一个监管部门可以下令禁止它们放款,而出于市场竞争和经营效率考虑,各家金融机构又总是努力将每一笔资金充分使用,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不存在资金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其次,这些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而且金融市场各个经济主体的资金并不充裕。利率理论指出,当金融市场的资金紧缺时,利率呈上行走势;当金融市场的资金充裕时,利率呈下行走势。2004年8月以后,美国的隔夜拆借利率快速上行。在此后长达3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的利率总走势呈上行趋势。这说明,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资金充裕的现象,更不用说,资金流动性过剩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国际性市场,如果在其他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存在着资金充裕状况,则过多的资金在寻求较高利率过程中将自然流向这些发达国家并由此抑制利率的上行,但事实上,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资金尚不充裕,也就更谈不上“过剩”了。另一方面,如果金融市场资金充裕,资金意味着购买力需求,那么,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就必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通胀现象,但在2000年-2007年7月的7年多时间内,以2000年为100计算的CPI上涨率,美国为120.81、欧元区为116.6、日本为98.01,美国的年均数不足3个百分点,这恐怕很难牵扯入通膨范畴,更不用说,日本的CPI呈现下落走势了。再次,一些人以近年来国际市场上的石油、铜、铁矿和黄金等的价格上扬为例,强调这是资金过剩引致的;也有人以国际热钱涌动、寻找投资机会为例,强调这部分资金属于过剩资金。但这些看法都将“资金过剩”与“资金充裕”相混了。

以外贸顺差为据来证明中国经济运行中资金过剩的海内外学者较多。其基本逻辑是,外贸顺差引致央行在对冲外汇资产中投放大量的货币,由此,引致资金过剩。但是,这些推论存在着一系列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推敲之处。

首先,从外贸顺差的资金流程来看,在净出口的条件下,外贸企业获得了净外汇收入,但由于它们并不在央行开户和结算,所以,也就不可能直接将这些外汇资产卖给央行,与此对应,央行也不可能通过向这些外贸企业购汇而投放货币。在中国实践中,实行意愿结汇制度以后,外贸企业获得的外汇最初存放于它们的商业银行账户中,由此,体现在商业银行账户中。假定,商业银行体系中共有10000亿元人民币货币资产,某月外贸企业的外汇收入达5000亿元人民币,它们均存入了这些外贸企业的开户行,由此,反映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就是:左栏“负债”增加5000亿元外汇存款、右栏“资产”增加5000亿元外汇资产,即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资产增加到15000亿元。如果外贸企业需要将这些外汇存款兑换为人民币资金,则兑换过程是,商业银行以5000亿元人民币资产兑换外贸企业的5000亿元外汇存款,兑换后,商业银行体系中原先的10000亿元货币资产转变为5000亿元的货币资产和5000亿元的外汇资产,但因外贸企业将外汇存款兑换为人民币后,不可能将这些资金立即取用,所以,依然以存款方式暂停在商业银行体系的账户中,所以,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资产方”依然有着10000亿元的人民币货币资产,所不同的是“负债方”的5000亿元外汇存款转变成了5000亿元的人民币存款。在这个过程中,央行并不需要投入任何数量的人民币。

在中国境内,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外汇资产不能直接使用,所以,商业银行有着将外汇资产兑换成人民币资产的内在要求。由于对商业银行体系来说,商业银行彼此间将外汇资产兑换为人民币资产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它们只能与央行兑换。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外汇兑换至少有着两种机制:一是央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商业银行手中换取外汇;二是央行通过从商业银行手中换取人民币,然后,再将这些人民币与商业银行兑换外汇。2003年以后,中国实践中用的主要是后一个机制,即中国人民银行先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向商业银行发行央行票据(或这两种方法同时运用),从商业银行体系中获得人民币资金,然后再向商业银行购买外汇资产。具体来看,假定央行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或发行央行票据)从商业银行体系中获得了5000亿元人民币资金,由此,商业银行体系资产结构由原先的“10000亿元货币资产+5000亿元外汇资产”转变为“5000亿元货币资产+5000亿元外汇资产+5000亿元对央行的债权”,然后,央行再用5000亿元人民币资金从商业银行体系中购买5000亿元外汇资产,结果是,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资产结构转变为“10000亿元货币资产+5000亿元对央行的债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左栏“负债”增加了5000亿元的商业银行存款、右栏“资产”增加了5000亿元的外汇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央行实现了外汇占款的对冲,但并不需要发行任何数量的人民币。

2004-2007的4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外汇”数额从4.6万亿元增加到11.5万亿元,绝对值增加了69228.72亿元,但同期“负债方”的“货币发行”数额仅从2.3万亿元增加到3.3万亿元,绝对值增加了9867.58亿元。4年间货币发行增加了9千多亿元,年均不足2500亿元,仅能满足GDP增长过程中对货币增加的需求,远不足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加值。这说明,在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中,中国主要不是通过发行货币来对冲外汇占款的。另一方面,“负债方”的“金融机构存款”和“发行债券”数额快速增加。“金融机构存款”主要由法定准备金所构成(大于法定准备金的部分为超额准备金),“发行债券”的市场名称为央行票据。这两项的数额分别从3.6万亿元增加到6.8万亿元、1.1万亿元增加到3.4万亿元,绝对值分别增加了32743.03亿元和23390.12亿元。这是对冲外汇占款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中国对冲外汇占款主要是通过从商业银行体系中获取人民币资金来实现的。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一系列严重现象的发生。

其次,从央行投放的人民币走势来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发行货币来对冲外汇占款,那么,受各月之间对冲外汇数量不同的影响,每年各月间的人民币发行量走势一定是波浪起伏且快速上行的。但除年初受元旦、春节影响从而年初的货币发行量较大外,每年各月流通中的现金并没有因外汇储备的月度增加状况不同而大起大伏的波浪式上行。这说明了,每年各月间的外汇储备增加主要不是靠发行货币来对冲的。

在中国,2003年以后,央行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了大量央行票据,由此,基础货币由央行投放的现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款和央行票据三部分构成。在这三部分中,除现金属央行投放的货币外,其他两部分是央行运用法定准备金工具和发行央行票据从商业银行体系中收取的货币。这些货币即便在央行用来向商业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的场合,也不属于央行的投放货币范畴,因此,除现金之外的基础货币增加不足以说明在经济运行中央行投放的货币量增加,它至多能够证明央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缺乏紧缩效应。

最后,从物价走势看,2007年3月以后,中国经济运行中发生了物价快速上行的走势,一些人以此为据,认为是因外汇储备增加背景下央行投放过多货币所引致的,但这不符合事实。2007年3月份以后,中国的CPI突破了3%的关口,11月份达到了最高点6.9%,2008年2月份进一步达到了8.7%,由此,似乎证明了由货币投放过多引致的通胀。但是,这种结论要能够成立,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在中国,外贸顺差从而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并非只是2007年的现象,那么,在2005年和2006年外贸顺差加速增长和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背景下,为什么CPI大部分月份在2%以下运行?其二,2007年3月份以后的CPI上涨是各种物价的普遍上涨或是某些物价上涨所致?实际上,引致CPI上涨的主要成因在于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快速上行;除居住价格较快上行外,衣着、交通运输及服务和娱乐文化用品及服务的价格成下落走势,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虽受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铜价、矿价、铝价和金价等快速上涨的影响,但其价格上行幅度也仅在2%左右。因此,如果不是简单地拿CPI数据进行论证,而是具体地看看CPI中的各个构成部分的价格走势,就无法得出如下结论,即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CPI快速上行是货币投放过多所引致的。与此对应,更无法证明,这种货币投放过多是有外贸顺差快速增长所引致。正是因为如此,2007年尽管央行先后采取了10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6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和发行巨额央行票据等措施,CPI依然居高不下且继续上行。

总之,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资金相对过剩不是由海外资金流入所引致的,它实际上是由中国的国内因素所引致的,即内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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